清建国之初，各地的反清情绪极为强烈，清朝的统治者在残酷镇压的同时又全面地继承了明代的律令制度，试图借以缓和民族矛盾。

    作为怀柔手段之一，清人占据北京之后不仅对崇祯厚礼以葬，同时也没有像前代那样拆毁旧朝宫室，而是沿用了明代营建的北京紫禁城，及宫城中的苑囿。顺治时期，清帝虽然很难忍耐北京夏日的炎热，曾有兴建避暑离宫之议，但终因当时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因此这一愿望久久未能实现。这一时期清帝对西苑作了较大规模的改造，诸如在琼华岛南坡修筑了永安寺，山顶广寒宫址新建了白塔，在中海、南海附近及沿岸又增添了许多殿宇等等。

    康熙继位后，随着三藩相继被消灭，台湾回归，西藏内附，缅甸入贡，清廷所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就剩下与蒙古贵族的关系了。所以自康熙十六年( 1677）起开始定期出塞北巡，康熙二十年（1681）在塞外设置了木兰围场，康熙四十二年（1703）起在围场至北京之间营建了清代最大的行宫御苑一避暑山庄。康熙虽然身为满人，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六次南巡使他领略到了江南绮丽的风光，也接触到了各地的名园胜迹，兼之这时的经济形势已日趋好转，于是到康熙中期以后开始了清王朝的大规模造园活动。

    康熙十六年（1677）及十九年( 1680 ) ，康熙曾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两座行宫，香山行宫及澄心园（后改名为静明园），但两处行宫均较为简单，仅仅作为短期或临时使用的离宫，一般只是“质明而往，信宿而归”。康熙二十九年（1690 ) ，清代第一座规模巨大的苑囿，位于海淀的畅春园，开始兴建，其址原是明代李伟的清华园，营建过程中由画家叶挑参予规划，江南造园名匠张然主持施工，使园景呈现出江南山水的特色。此后在避暑山庄的营建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深受江南山水名胜以及江南园林的影响。康熙时期为了北巡的需要还对自北京至木兰围场沿途的一些行宫进行了扩充和改建，有些也具备了御苑的景致，但规模都远小于避暑山庄。康熙之后雍正继位，对他原先的赐园圆明园作了改建。到了乾隆时期，清王朝的造苑活动进入了一个全面高涨的时期，乾隆也以其祖为榜样，六次出巡江南，因而对江南山水及园林印象极深，在位六十年几乎没有停止过营造工程，乾隆三年( 1738）扩建放飞泊南苑，乾隆十年( 1745）扩建香山行宫，后更名为静宜园。乾隆十五年（l 750）开始在玉泉山前的瓮山和西湖间兴建清漪园，并将瓮山改名为万岁山，西湖称之为昆明湖。乾隆十六年（1751）在圆明园东建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时也在承德开始了避暑山庄的扩建改建工程。乾隆十九年（1754）又在北京以东建造静寄山庄。乾隆年间的这些造园工程大多是历久经年，如避暑山庄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方告完工。在此时期，海淀附近有圆明三园。向西伸延直到西山几乎全为苑囿所占，号称三山五园。北京城中则对明代御苑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紫禁城中新增了建福宫西御花园、慈宁宫御花园、宁寿宫西路花园等，在明西苑之中又增设了静心斋、壕蹼间想等园中之园。

    清代自康熙至乾隆祖孙三代共统治中国达一百三十多年之久，这是清代历史上的全盛时期，此时的苑囿兴建也几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时期皇家苑囿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江南私家园林的影响，正好与汉代民间园林模仿帝王苑囿的现象形成了一个对照。

    到了道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繁荣已告结束，帝王已无其先辈的气度，国家财政日见窘迫，兼之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已开始用武力打破了中国的国门。咸丰年间，国内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队直接攻到了北京郊外，西郊的圆明三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等都被抢掠一空并彻底焚毁。咸丰之后虽然相继又有同治、光绪、宣统三帝，但朝廷的实权却一直执掌在慈禧太后之手，同治时曾欲修复已毁的圆明园，但终因国库空虚而中途停工。光绪时期对清漪园进行了修复，将其作为供养太后的离宫，并依颐养天年之义更其名为颐和园。这时的财政并未好转，因此造园只能挪用筹备兴建海军的经费，这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祸国殃民的史实之一。

    清代的私家园林承前朝之旧，实为明代的余绪。明清易代使文人士大夫遭遇了重大的变革，代之而起的统治者又是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痛苦现实，民族矛盾以及怀念故国的情绪迫使他们又需要从山水林泉之中寻求寄托，用不合作的态度以示反抗，因此入清之后民间的造园活动就十分频繁。康熙初期天下已趋安宁，经济也恢复了繁荣，使得更多的人具备了造园的实力，而自明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文人园林无论是艺术水准还是施工技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确立了它在园林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影响极大，清代各个阶层在造园之际大多以文人园林为楷模，甚至于形成了某种固定化的程式。康熙数度南巡虽然大多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他图写南方名园胜迹带回京城予以仿造却促使南方及各地造园之风的高涨。而乾隆六下江南更多地带有游乐的目的，由于这位皇帝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而且对于造园艺术又有无穷的兴趣，因此南方各地的官宦、商贾为迎合圣意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园林营建。据传乾隆一次南巡时说起北京北海的白塔，询及扬州巡抚，说当地是否有如此景致。当时巡抚夸口说北京具有的扬州同样也有。不久乾隆将抵扬州，巡抚闻讯后恐有欺君之罪，连夜令盐商用盐堆筑白塔。这就是扬州瘦西湖白塔的由来。当然这个故事中很难说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却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当时扬州以及各地的富商大多已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为得到皇上临幸的荣耀都竟相营宅造园，致使形成了清代造园的高潮。

    乾隆以后，虽然帝王昏庸，政治阁弱，国势萎糜不振，外扰内患不断，然而民间的造园活动一直没有间断，并且日趋普遍。由于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并不平衡，其自然条件、材料来源以及施工传统都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各地的园林不仅有数量匕的多寡之分和艺术水准上的高下之别，而且在园林的外观形貌上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其中江南地区文人荟萃，造园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致使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艺术水平上仍居全国的首位，成为造园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北京地区自元明以来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清代华北的经济文化中心、官宦云集，园林也极其发达，而且在建筑、山石、花木等造园基本要素方面也都具有地方的特征。处于南北交汇处的扬州自从隋场帝开凿大运河之后就成了南北交通的枢纽，集中了四方的商贾，造园活动也十分兴旺，清初康乾两帝南巡，此处又是必经的大埠，当时曾有“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美誉。其特点是吸收了江南山水处理的技法，采用北方宫式建筑型制，揉和了徽州雕镂装饰。岭南地区也随着明清对外交通的发展而使经济有了迅速提高。清中叶之后造园活动也异常发达，由于气候的影响致使在空间布局、花木配置、水石处理及建筑造型方面都形成与北方相异的特色。此外在内地及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有许多园林营建，并且也都有各自的特色。